编者按：近日，《人民日报》刊文《形式主义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2016年5月26日第5版）指出，近期以来，从民警执法，到手抄党章，舆情的演变，再次向人们展示了新媒体上下互动、内外互动、虚实互动的格局，也再次提出了面对新的舆论场怎样关切民意、锤炼作风、增进能力的命题。同时，我们依然要警惕“作秀”的诱惑，防止那种“做给别人看”的形式主义。文章指出，“形式主义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它不仅有名无实，还会让一切工作走样变味。尤其在新媒体时代，一个地方的形式主义，很可能在网上被“上纲上线”，最后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

形式主义不仅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而且发展到极致，必然会伤及一个民族的灵魂。10年之前，我刊刊登了俞吾金先生的《形式主义批判 ——对当代中国文化病症的反思之一》，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文章指出，形式主义的洪水泛滥之处，一切都变样了。形式驱逐了内容，数字替代了价值，模仿接替了创造，虚假统治了真实。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关系被淹没在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文章引用卢梭的话，“随着我们的科学与艺术进于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以告诫我们要高度重视形式主义的危害。

形式主义愈加完善，我们的灵魂愈加败坏

俞吾金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8期，

原题为《形式主义批判 ——对当代中国文化病症的反思之一》

乍看起来，形式主义话题与当代中国人似乎是沾不上边的，因为中国人是讲究人伦日用的，是务实的。中国人爱说的谚语“无事不登三宝殿”，更是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他们的务实心态——即使在给佛祖进香时他们也总是有为而去。

李泽厚先生把这种务实的心态称之为“实用理性”，并认为这种“实用理性”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演绎得尤为出色。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他这样写道：

“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如此顺利和迅速地接受进化论观念，一举扔弃历史循环论的传统思想，以及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一举扔弃‘和为贵’的传统思想，都证明中国实用理性这种为维护民族生存而适应环境、吸取外物的开放特征。实用理性是中国民族维护自己生存的一种精神和方法。”

评价之高，语气之坚定，是闲杂人很难置喙的。诚然，我们也承认，务实是中国人基本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之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考察在中国人身上时时表现出来的、与务实的特征相冲突的另一种特征——形式和形式主义崇拜。

首先，中国人的形式和形式主义崇拜表现在其信奉的繁文缛礼上。

在这方面，也许我们只要提一下孔子所说的“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光是父亲去世后儿子守孝3年这一条就已经把孝化为形式主义的东西了，当然更不用说中国人在婚丧礼仪上是如何讲排场、讲气派、讲老祖宗的成法了。

其次，这种崇拜也集中表现在知识分子“八股式”的行文风格上。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就对这种形式主义风格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他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分析了它的历史流变的情况，并强调指出，在“五四”运动中，一班新人物出来反对文言文和“旧八股”，提倡白话文，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对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

“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

不幸的是，毛泽东当时反对的“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不但没有绝迹，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反而越演越烈，在“文革”中达到了顶点。

再次，这种崇拜还表现在建国以后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会议主义的泛滥上。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对农村工作中存在的所谓“五多”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以后，毛泽东虽然就纠正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不断发表谈话，但由于他主要是从干部的世界观改造的角度，而不是从制度改革的角度去思考并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没有遏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不断蔓延。

总之，形式化、表面化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致使下情无法上达，而上情也无法下达，上下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基层单位存在的实质性问题则长期得不到解决。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务实的，但在形式和形式主义崇拜方面也有悠久的历史。

如果说，计划经济和官僚主义的滋长为形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那么，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形式主义的泛滥。

当前，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是在行政权力高度参与下的市场经济，所以官僚主义的影响并没有被消除。此外，这种经济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突然赐予式的市场经济，所以整个社会生活，乃至人们的精神状态，都还不能适应这样的经济模式，从而形成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重大的错位。何况，与其他经济模式比较起来，市场经济更注重的是形式、外观和包装。

所有这一切都为形式主义的蔓延提供了重要的助力，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形式主义存在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则进一步印证了这个话题的紧迫性。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形式主义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1、形式与内容的颠倒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任何社会活动都可以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加以考察。当形式与内容协调一致时，内容的活力就会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展示。反之，当形式与内容处于极度不协调的状态时，内容就会显得很拘谨，甚至内容被形式所毁。

首先，这种颠倒在社会活动中表现为划一的“大呼隆”形式，如“全民经商”、“全民炒股”、“传销热”、“房地产热”、“出国热”、“高校合并热”等等。

很多活动，一搞起来，总是采用“一窝蜂”的形式。这是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就像过去的“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一样，表面上轰轰烈烈，骨子里却乱成一团。

人们通常把这些“一窝蜂”的方式称之为“群众运动”，在实践过程中，其实，这种说法是颠倒的，准确的说法应当是“运动群众”。似乎每个人都成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笔下的“群众人”（mass－man），这种“群众人”的生存方式就是集体的生存方式，他一离开群众运动，就会像鱼离开水一样，连呼吸都困难起来。

这种情景不禁使我们联想起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撰写的、关于古代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的一则有趣的寓言：

“马其顿国王菲力浦威胁将围困科林斯城，于是该城所有的居民都迅速地行动起来，忙于本城的防卫。有的擦拭武器，有的搜集石块，有的修补城墙。第欧根尼看到这一切，赶忙把斗篷裹在身上，并开始沿着城中的街道起劲地来回滚动他的木桶，免得成为如此多勤勉市民之中唯一游手好闲的人。”

可笑的是，第欧根尼把单纯的形式理解为内容本身；这样一来，实际内容也就荡然无存了。

其次，这种颠倒也表现在当代人对个人的评价上。

众所周知，当代人在评价任何个人时，都表现出一种奇特的倾向：一方面，他们对个人的“形式化存在”尽其崇拜之能事；另一方面，他们对他的“内容化存在”又采取了无所谓的态度。这里所谓的“形式化存在”是指他的外表、他的学历、他过去获得的种种奖励、他的头衔等；“内容化存在”则指他实际上拥有的才华和能力。

当代人在评价一个人时是如此看重他的外观和形式，以致于他们完全忽略了内容与形式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忘记了诸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等古训，仿佛人的整个存在就在他的外表上。

与当代人的这种形式主义思维方式相一致的是我们称之为“形式化的行业”的兴起。企业形象设计、个人形象设计、服装设计、美容院以及整形外科等等，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甚至天生丽质也被作为最重要的市场资源加以开发。于是，报刊杂志、电视广告等全都被美女的玉照覆盖。

作为评价者，当代人的全部存在都变成了视觉存在。与此相应的是，作为评价对象的个人，其内涵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全部存在都集中到他的外表上。他就是他的外表，而他的外表就是他。

同样地，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主义的独裁，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才不得不去买假文凭，而钱老先生又何曾料到，在今天，制作和出售假文凭已屡禁不绝。这种狂热的形式崇拜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俄国作家克雷洛夫写下的一则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

一个农夫在田里发现了一枚沾满泥土的金币。金币外表颜色的暗淡使农夫感到不快，他花了许多力气，终于把金币磨光了。于是，金币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但这个愚蠢的农夫却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即金币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重量和价值。

再次，这种颠倒也表现在当代人对种种事物的评价上。

随着装潢、广告、包装、产品形象设计等新兴行业的崛起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事物失去了它应有的内涵，变成了纯粹形式上的存在物。一些商品虽然其内在质量很好，但由于包装上的落后，很快就被挤出了市场；而另一些商品，尽管质量上很差，却以漂亮的包装打下了自己的江山。

形式主义崇拜到了极致，则为不法商贩们匪夷所思的创造力敞开了大门——烂黄鱼被涂上了黄色的颜料，白芝麻被墨汁染成了黑芝麻，甲鱼和西瓜被针筒注满了水，小虾仁被浸泡成大虾仁……总之，传统意义上的美学已经逐渐被消解，代之而起的则是装潢术、化妆术和“矫情”术。

一个化妆得很漂亮的女孩，只要一开口、一行动、一出汗就会毁坏自己的形象，所以她不得不像维纳斯的雕像一样保持沉默和静止。但我们心里很明白，她的沉默不是源于她的谦虚或腼腆，而是源于她的无奈。

第四，这种颠倒也表现在当代人受教育的过程中。

完全可以说，在教育领域里，形式主义的泛滥比任何其他领域要来得更为严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应试教育在中国社会有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或许可以追溯到科举制度的肇始时期——隋唐。

毫无疑问，应试教育是形式主义得以滋长的温床，因为它注重的只是问题的形式，即学生如何通过考试，教师如何提高猜题的命中率，学校如何提高自己的升学率。至于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创新意识能否被激发，综合素质能否被提高，似乎都是无足轻重的问题。

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教育采用的考试方式，如TOFEL、GRE的考试方式——对Ａ、Ｂ、Ｃ、Ｄ等答案的选择——几乎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对我国的教育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这种高度形式化的考试方式迅速地蔓延到各门课程的考试中；与此同时，在财神的召唤下，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辅导考试的专业户，出版社印行了大量的考试辅导资料。

于是，全部教育事业都被还原为各种各样的考试，而几乎所有的考试都在高度形式化的程序前匍伏喘息。学生们像登山队员一样背着沉重的书包，他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应付考试。与其说他们是在学习知识和技能，不如说他们是在学习考试。

他们或许懂得几十种修辞手法，但连一篇通顺的短文都写不出来；他们或许背出了许多冷僻的英语单词，但对简单的英语日常会话却感到力不从心；他们或许在数学考试中获得了高分，但却拙于统筹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

一旦考试结束，学习资料马上被转手或干脆被抛弃，而学到的东西则统统还给了老师。一切都被颠倒了，目的成了手段，而手段则成了目的；形式成了内容，而内容则成了形式。

在学校生活中，考试永远是无冕之王，是宏大叙事，是至高无上的母题。学生们的个性被压抑了，兴趣被抹掉了，健康被毁坏了，然而人们居然有勇气称这样的事情为“教育事业”！

最后，这种颠倒也表现在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真理的探索中。

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当代中国人有一个很流行的见解，即主张把学术性与思想性区分开来。

我们猜想，形成这一见解的初始动机或许是想把学术研究从一些传统的、流行的思想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出现了一大批学术刊物，如《学术集林》、《学人》、《中国学术》等，也有不少报刊相继辟出了学术专栏。它们在活跃学术气氛、发展学术事业方面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仍然需要辨明：学术研究究竟是想打破一切思想观念的约束，还是仅仅只打破教条主义思想观念的束缚？换言之，我们是仅仅丢掉烂果子，还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的果子都扔出去？我们是仅仅倒掉洗澡水，还是把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

在我们看来，对于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来说，学术性构成其形式，而思想性则构成其内容和灵魂。既不存在无思想性的学术性，也不存在无学术性的思想性。试图把学术性与思想性分离开来并对立起来，必定会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

俄国学者赫尔岑曾经尖锐地批评过那些既不关心现实，也不注重思想的学者：“学者在发展到极端时，在社会上是处于反刍动物的第二胃的地位；永远也得不到新鲜的食品，而是已经咀嚼过的东西，他们再去咀嚼只是为了爱好咀嚼而已。”

然而，在他看来，学者对现实生活的自我封闭和对思想灵魂的自我弃绝，并不能阻挡思想力量的渗透：“思想的性质是光辉灿烂的，普照大地的；它渴望普及，它冲入所有的空隙，从指缝间漏出去。”

完全可以这样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一旦与思想性相分离，也就成了一堆无灵魂的躯体。形式与内容，合则兴盛，离则俱伤。

在对国外社会科学成果的研究中，形式主义思维方法也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人们只是热衷于把国外的各种思潮和观念介绍进来并加以张扬，从来不考虑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换言之，他们注重的只是问题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内容。

比如，有的西方学者在批判近代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传统时，提出了“消解主体性”的观点，这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有些中国学者也把这个口号照搬过来，加以弘扬。殊不知，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中国人还没有建立起普遍的主体意识，特别是道德实践主体的意识和法权人格的意识，又遑论“消解”？

再如，有的西方学者有感于当代西方社会所处的高度异化的、无家可归的状态，提出了“返回家园”的口号，有些中国学者亦步亦趋地大谈“孤独感”、“无家可归感”，强调“返回家园”之重要。殊不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宗法等级的社会制度中，现代的、严格意义上的“个体”还没有普遍地确立起来，所以中国人不是太孤独了，而是根本上还缺乏孤独。

事实上，孤独和自由是同一个徽章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一个离弃孤独的人，也一定是一个离弃自由的人。同样地，中国人需要的也不是走出“无家可归”的状态，而是走出家庭，自觉地进入并适应“无家可归”的状态。

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实际上却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最确切不过的描述。君不见，数不清的农民工不是在走出家庭，涌向“无家可归者”的行列吗？君不见，大量的城市居民不也在走出国门，加入了“无家可归者”的行列了吗？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走出”的历史过程还未完成，又遑论“返回”？

由此可见，这种形式主义的、照搬的思维方法是十分有害的。只有时时处处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才能对国外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思潮和观念做出准确的评价。

还需指出的是，在比较文化研究的领域里，形式主义的蔓延也是相当严重的。人们在开展这类研究时，往往只注意比较对象的“形似”，即外观上的相近，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朱熹的“理”、萨特的“自由”与庄子的“逍遥”等等，却完全不注意它们究竟是否“神似”，即在精神实质上是否相近。

这种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使整个比较文化研究的领域处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之下，以致任何人都有权闯入这个领域，并任意地从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中抽取出两个对象加以比较。

这个闯入者或许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和两个被比较的对象都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但他却确信自己能够创造出“不清楚＋不清楚＝清楚”的神话。在这种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的支配下，比较文化研究领域竟成了思想肤浅者施展自己才华的地方。

综上所述，在形式和内容错位之时，在形式主义蔓延之处，一切都被连根拔起，一切都显得漂荡无定了。形式取代了内容，现象取代了本质，矫情取代了真诚。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价值，尤其是外观上的价值，即镀金层的价值，而完全忘记了真理，真理就像“丑小鸭”，成了一切人嘲讽的对象。

2、数字崇拜与价值的分离

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数量和数字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于是，单独的、形式化的数字崇拜逐步形成了。这是形式主义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最典型的表现方式之一。

首先，一些抽象的数字获得了神秘的意义。

比如说，“８”是一个很普通的数字，由于“８”与“发财”的“发”字谐音，所以，它突然平步青云，获得了不寻常的意义。它成了一种重要的资源，甚至其本身就意味着财富。

不管是电话号码、汽车牌照号码，还是房屋门牌号码、手机号码等等，只要连续出现几个“８”字，那常常就表明，号码的拥有者不是很有身份的人，就是非常有钱的人。有的含有“８”的号码，如汽车牌照号码，甚至公开进行拍卖；光是一个抽象的数字，就可以获得令人咋舌的卖价。

与此同时，日历中的“８”、“18”、“28” 这些日子都获得了特别的意义，以致喜庆的日子几乎都选择在这３天。这些数字的神秘化都与“发财”有关①，同样的崇拜，也见之于民俗中的财神。只要看看每年农历初五的财神节因为放爆竹而留下了多少“红地毯”，烧毁了多少“绿地毯”（草坪），我们就可以知道财神在中国诸神中的独裁地位了。

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

与“８”这个数字的肯定性的神秘化相对峙的是另一些数字的否定性的神秘化。如“４”这个数字由于和“死”字谐音，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了排斥，当然更不用说“14”（和“要死”谐音）、“５，14”（和“我要死”谐音）这样的数字了。而“13”这个数字，由于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是一个忌讳的数字，中国人也顺便把它绑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这样一来，不仅与这些数字相关的日期成了不吉祥的日子，而且与它们相关的楼层，如“第四层”、“第十三层”、“第十四层”、“第二十四层”也都因此变成了不吉利的。有的建筑商为了迎合消费者的这种数字形式崇拜心理，干脆用“12A层”、“12B层”分别取代“第十三层”、“第十四层”，或者干脆从十二层一下跳到十五层。

与数字“８”、“４”有确定的价值取向不同，数字“６”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中国传统习俗中，有“六六大顺”的说法，数字“６”是被赋予吉祥的含义的。今年６月６日因此而被追捧，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处门庭若市，大清早就排起了长队，媒体也不惜版面加以报道。

然而，“６”又因在沪语中与“落”字同音而被沪上考生及家长嫌弃：赶考场时，凡车牌号中带“６”的出租车一概回避，因为涉嫌“落榜”！真难为了这个“６”字，左右不是人！到了这步田地，除了心生悲哀之外，还有什么可说呢？

有趣的是，人们在人与人之间追求平等，却在数字与数字之间制造不平等，而数字本身也不过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其次，当代中国人的生活逐步开始数字化了。

人所共知，在当代西方人的生活中，有两组数字——驾驶证号码和社会安全号码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②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由于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健全，而拥有小汽车的人又不多，所以这两个数字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然而，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另一些数字组合，如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密码、电脑密码等却开始发生重要作用了。

人的存在被还原为一组数字。也许当我们重新检视哲学史的时候，应该给毕达哥拉斯以更高的荣誉。

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起作用的还有另一些重要的数字，但这些数字却是他自己无法把握的。比如说，各级干部的提拔都有相应的、被严格规定的年龄段，某人正好“撞”进这个年龄段，他的人生或许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大专院校或研究单位里，职称晋升的情况也与此相仿。

举例来说，有些高校规定：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假如成绩突出的，可以破格晋升副教授；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假如成绩突出的，可以破格晋升正教授。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规定完全是数字形式崇拜。因为一个教师是否符合副教授或教授的资格，完全取决于他的实际水平，与他的年龄（在他具有工作能力的年龄范围内）没有任何关系。

这里也不存在“破格”与“不破格”的问题，所谓“格”只能是他的实际水平，而这个“格”是永远不能破的。假如一个青年教师在30岁时已经具备正教授的水平，为什么不能晋升为正教授呢？德国哲学家谢林在23岁时已经是正教授了。人们是如此之看重年龄、资格等形式化的指标，以致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反倒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这是多么不可理喻啊。③

再次，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的价值也开始用数字来度量了，人们把这种做法称之为“量化”。

比如，一个大学教师的工作成就完全可以用下列数字来表达：工令数＋开设课程数＋教学课时数＋指导研究生数＋主持项目数＋发表论著数＋获奖数等等。或许可以说，一个企业家的最重要价值是他所领导的企业每年的创利数。

但是，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来说，以上这一串数字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他的价值呢？反之，人们的负价值也是可以用一连串的数字来表达的。总之，生活被还原为数字，价值被还原为数量，数字支配人们生活的时代开始了。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联想起前苏联作家札米亚京撰写的长篇反乌托邦小说《我们》。这篇小说写到：

一千年后，地球上留存下来的0.2％的人们建立了“唯一国”。这是一座玻璃城堡，一切都是透明的，任何人都没有自己的隐私。唯一国里所有的人都没有姓名，只是一个号码。号码们的作息时间完全是一致的，甚至连吃饭时嚼几下也有明确的规定。最后，这种可怕的数字化的生存终于引发了号码们的反抗。

但愿人类能够摆脱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数字化的生活，因为人是有血有肉的，他绝对不是一连串枯燥无味的数字！

3、虚假对真实的统治

随着人类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中国人理应进入一种更合理的生活方式，但实际情况与我们的预想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按照坊间流行的解释学，真实成了无用的代名词，而真诚则成了愚蠢的代名词。

首先，虚假在经济领域里到处蔓延。

以前人们出门买东西，总是先问商品的价格贵不贵，现在这个问题成了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则是：“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人们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市场上假冒伪劣的商品实在太多了，假烟、假酒、假茶叶、假首饰、盗版书、盗版光盘以及其他各种假冒伪劣商品应有尽有。

为了把这样的假货推销出去，商贩们雇佣了不少“撬边模子”（北方谓之“托儿”），连骗带哄，引诱顾客上当。更令人吃惊的是，在那些不为人注意的阴暗角落里，还出售假文凭、假护照、假身份证、假发票，甚至假币。

虽然政府制订出各种措施来防止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打假英雄”，但面对越来越猖狂的制假、贩假活动和地方保护势力，人们常常只能望洋兴叹。

这使我们情不自禁地记起了帕斯卡尔的一句名言：“人心是怎样地空洞而又充满了污秽啊！”

其次，在社会生活中，另一些虚假的现象也引起了我们深深的忧虑与震惊。

在街上、汽车上或火车上，行骗者往往会设下许多陷阱：或“看相”，或“玩牌”，或“卖药”，或“拾到东西，与你平分”。总之，为了骗得钱财，无所不用其极。不要说法国作家伏尔泰笔下的“天真汉”出门会受骗，就是一些自诩圆滑老到的人，在千奇百怪的骗局面前也难免会受挫。

在街上，人们也经常会遭遇到这样一些“受害者”或“受难者”：或因家里遭遇不测而颠沛流离，或因受骗遭窃而身无分文，或因失恋而痛不欲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善良的人们听到他们的诉说，同情心油然而生，纷纷相助。但不久以后却发现，这一切都是伪造出来的。更匪夷所思的是，不但有假的“受难者”或“受害者”，而且也有“假乞丐”、“假残疾人”，他们竟通过愚弄人们的同情心来骗取钱财。

试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连人们的同情心也成了别人发财致富的资源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信任度可言呢？我们不得不怀着沮丧的心情返回到法国哲学家卢梭早已得出过的结论上——“随着我们的科学与艺术进于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

再次，虚假也在神圣的精神领地驰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假文凭、假承诺、假证明、假论文、假著作、假博士、假教授、假推荐信、假学术权威等现象也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些明星，他们的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都十分亮丽，但他们私下里的行为，即他们的肢体语言却粗暴卑劣，判若两人。报刊上披露出来的“明星走穴”和偷税漏税的故事便是其最好的注脚。

与有些明星一样，有些学者的人格也发生了分裂。他们在私下里的谈话和行为与公开的谈话和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大的差别，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如果读他们的充满理想的论著，听他们的慷慨激昂的演讲，你一定会觉得他们是世界上道德最完美的人，但突然披露出来的事实却表明，他们或是学术研究中的剽窃者和自我克隆者，或是职称、成果评审中的腐败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或是思想观念上的“风派”和变色龙，只要一碗红豆汤就可以出卖自己的长子权！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以非常刻薄的口吻批评过知识分子：“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语词更多的语词，来说出比他所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

与艾森豪威尔不同，保罗·约翰逊却对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不信任情绪，他甚至认为，20世纪的最主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他们同权力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他们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

当然，我们并不赞同约翰逊引伸出来的绝对化的结论，但我们不得不看到，某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确实发生了惊人的蜕变，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这种人格的蜕变和分裂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有感于弄虚作假现象的普遍性，坊间流传着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除了骗子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

第二种说法是：“除了假头发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第三种说法是：“除了字典中的‘假’字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尽管这些说法都明显地夸张了事实，但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也许可以说，叔本华在这方面的感受是最为深切的。他这样写道：

“人的真实含义是面具，就像古代舞台上习惯装束那样；毫无疑问，没有人将其真实面貌显露出来，而总是戴着他的面具，扮演着他的角色。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全部过程被当作一个无始无终的喜剧。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聪明人看来枯燥乏味的社会，对于一个傻瓜来说却是安逸舒适的原因。”

然而，难以置信的是，世上竟还有这样的好事者，千方百计地对这些丑陋的现象进行遮掩、粉饰，就像给丑女化妆一样，更使人陡增厌恶而已。比如，有的人信用明明很差，却故意频繁地到银行借贷、还款，目的是为自己创造一份“良好的信用记录”；又如，有的人以剽窃、拼凑的手法出版了著作，居然还有勇气说动别人为这样的书撰写书评。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事！

综上所述，形式主义的洪水泛滥之处，一切都变样了。形式驱逐了内容，数字替代了价值，模仿接替了创造，虚假统治了真实。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关系被淹没在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当这种形式主义的巨潮裹挟着种种虚假的东西铺天盖地地向我们压来的时候，我们究竟何以自处呢？像明末思想家李贽一样提出焚书的方案，以便使人们的思想保留在童真状态中，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策略只能是：正视现实，奋力抗争。

一方面，我们应该珍惜生活中尚留存着的任何真实的东西，特别是儿童的天真，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应该保护和鼓励儿童的真实，切不要用成年人的圆滑和谎言去误导他们；我们也应该珍惜生活中尚留存着的任何真诚的品性和关系，决不要用冷酷的数字、抽象化的报表和形式化的规则去桎梏它们；我们也应该珍惜生活中尚留存着的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激情，不要用价值和利益去驱赶真理，也不要用市场小贩的近视眼光去遏制这种追求真理的激情。相反，应该重新给真理行加冕礼，并把它迎回到皇座上来。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有勇气拒绝矫情，拒绝矫揉造作，拒绝一切形式主义崇拜；也应该有勇气揭露一切虚假的东西，与它们展开坚决的斗争。

尽管萤火虫发出的光是微弱的，但它毕竟冲淡了夜色！

注释：

①有趣的是，过去一直默默无闻的“发菜”，由于和“发财”谐音，也平步青云，身价陡增，且成为馈赠亲友的最佳礼品之一。

②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中的数字崇拜现象也时有精辟的、批评性的论述。如美国学者威尔逊在阐述美国的总统任期制度时，曾经说过：“有一位敏锐的评论家说得很妙。他说，我们的制度主要是天文学的。一位总统是否对国家有益，不是用他的效率来衡量，而是用日历上的月份来计算的。如果他是位好总统，也只能做4年。英国首相必须随时赢得多数党的好感，而美国总统只要维持不死就行了。”参见威尔逊：《国会政体》，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7页。

③不少单位在报刊上公开地刊登“招聘启事”，并严格规定所要招聘的人员的年龄范围。显而易见，这样的“招聘启事”及我们上面提到的、各单位擅自发布的其他一些与年龄有关的政策或措施，在西方社会中只能被判定为“年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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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传慧 13383837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