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近年来，他提出的“城市植被”等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环境污染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出现的特殊现象。
起初，人类挖空心思发展的本意是想获得更便捷、舒适、优质的生活，但发展过程中，却被其“副产品”污染重重地闪了一下腰，这是人类万万没想到的。这一闪不要紧，人类自此就像魔鬼附了身，水污染、大气污染、酸雨、臭氧层空洞……怎么也挥之不去，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哪一样都在日益深重地影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有污染就得治理，如同人有病就得治疗一样。就在人类为治理水、大气等显性污染机关算尽时，还有很多隐性但危害更深重的污染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耕地污染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最严重的环境问题。那么，我国耕地污染的现状究竟怎样？成因何在？如何防治？更大程度上的污染能否避免？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日前走访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先生。
耕地受伤必连累人类
记者（以下简称记）：蒋先生，现在像水污染、大气污染等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耕地污染还没有进入大多数人关注的视野，能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蒋高明（以下简称蒋）：好的。耕地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有害、有毒物质进入土壤并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土壤本身的自净能力，导致土壤理化性状和耕地发生变化，进而对农作物和人类造成危害的现象。简而言之，耕地污染就是有毒或有害物质改变了土壤性质，使其“中毒”了。
今年“世界地球日”前夕，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均透露，目前我国土地污染尤其是耕地污染非常严重，据调查，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几乎占到了中国耕地总面积的1/10，其中多数污染的耕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1997年仅农业部记录在案的重度土地污染事故就有1057起，直接经济损失是一亿五千万元。
记：一般情况下，耕地污染看不见摸不着，这使很多人对耕地污染的危害了解不多，它究竟有哪些危害？
蒋：耕地一旦遭受污染，最直接、最表面的危害是不利于植物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严重污染的土地可能寸草不生。但危害决不仅仅如此，耕地污染还严重威胁到食品、粮食安全，因为有毒物质被植物吸收积累后，通过食物链进人人体，并继续在人体内富集，极有可能使人中毒，引发各种疾病——绕了一个圈子，有毒物质最终要回到人体安营扎寨。比如，很多污水中含有重金属元素镉，它是一种剧毒物质。当土壤中镉的含量在非常微量甚至还不足以使植物产生任何“中毒”症状时，植物籽实中积累的镉就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当每公斤土壤镉的含量仅一毫克时，稻米中镉的含量就超过国家规定的食品卫生标准(每公斤粮食镉的含量不超过0.2毫克)而成为“镉米”。人吃了“镉米”会中毒，就会患上可怕的“痛痛病”，先是腰、背、膝关节疼痛，随后遍及全身，数年后骨骼变形，身体缩短，疼痛难忍，呼吸困难，最终无治而亡。
记：蒋先生，前面您说的这些还是概念性的、宏观性的东西，关于耕地污染的事件一定不少，您能否举几个具体的、直观的实例？
蒋：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可以说是俯拾皆是。1997年，辽河支流条子河上游有个年获利不到100万元的化工实验厂（属吉林四平市），超标排放一种旱田除草剂废液，沿河农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引污水误灌，结果造成辽宁省昌图县沿河九个镇23个村全部绝收，直接的损失是2300万斤稻谷。在该厂排污口的泥样中，检测出来的农药浓度是水稻致死浓度的24万倍!这种农药只要土壤含量高于水稻致死量的5倍～7倍，就能使稻田在两年内寸草不生，24万倍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再如湖南平江有个黄金洞，顾名思义，以盛产黄金而得名，然而1995年以后的几年，黄金洞附近的居民得到的却不是黄金，而是生灵涂炭般的土地污染，大批采金者用剧毒物质氰化钠炼金，排出的令人绝望的废液无情地改变了那里的一切，方圆几公里范围内的土地资源被污染殆尽，要么不长庄稼，要么长出的庄稼根本不能食用，有些地方连草都不生，几米高的松树都被毒死。据环保专家说，土法采金造成的污染50年之内想都别想让土地恢复生机。以外，还有很多耕地污染几乎毁了一方水土，农民被迫弃耕，甚至移民他乡。“失去”土地的农民还没能享受到工业文明带给他们的好处时，却因为工业污染沦为“污染难民”，令人扼腕叹息。
谁是耕地“杀手”
记：耕地本是国土资源的精华，理应倍加呵护，但面对日趋严重的耕地污染，人们不禁要问，宝贵的耕地到底是怎样被污染的？
蒋：说到耕地污染的成因，就技术层面而言，直接“加害”耕地的事件并不多，这方面主要是工矿业固体废物和城市生活垃圾等压占、污染土地，目前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就达200万亩。
污染耕地的“元凶”大多是间接的，罪魁祸首是来自工矿业废水的污灌，我国因污水灌溉而遭受污染的耕地达3250万亩。目前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以黄河为例，据统计，黄河流域污水处理量仅占排放总量的14%左右，水利部将黄河干流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4年末的水质监测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上世纪90年代末，58%的干流河长未达到Ⅲ类水标准；2004年末，黄河干流水质未达到Ⅲ类标准的河长已经占到70%，其中劣五类水质（此类水已经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河长占到了7.4%。再如长江，有人说现在的长江是一江“毒”水向东流，中国两万多家石化企业中有一万家分布在长江流域，另外，沿江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而全国每年大约3800亿立方米农业灌溉用水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被严重污染的江河湖泊。你说，用这样的污水灌溉农田，能不减产吗？还能指望结出什么好果子呢？据来自国土资源部的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记：除了地表污水在污染耕地，“空中杀手”酸雨是污染耕地另一大“元凶”。
蒋：你说的没错，对耕地而言，酸雨是不折不扣的“空中杀手”。酸雨是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燃烧后产生的硫氧化物（SOx）、氮氧化物（NOx）等污染物在大气中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形成硫酸或硝酸气悬胶，再与水蒸气结合，使水质呈酸性的降雨,pH值界于3～5之间，呈现强酸性反应。大多数植物适合在中性的土壤环境中生长，酸雨使土壤呈酸性，这对植物生长极为不利。并且酸雨还促使土壤中植物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钾、钠、钙、铝等元素释放出来，随水淋溶流失，使土壤肥力严重下降，日渐贫瘠，而活性铝还强烈地抑制植物生长。此外，酸雨还能阻碍土壤微生物生长繁殖，降低酶活性，进一步影响植物生长。重庆市自80年代以来，因酸雨的危害，林区85%的马尾松受到伤害，死亡率高达35%，1982年6月的了一场酸雨，使两万亩水稻叶如火烤，几天后枯死；广西柳州地区因酸雨灾害严重，甚至出现了“下雨天烧菜”的怪事。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结构是以高硫燃煤为主，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高达2549万吨（比2000年增加了27%），居世界第一。也因此，我国成了世界上受酸雨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70年代我们甚至还不知酸雨为何物，而现在酸雨区已由80年代初的西南局部地区发展到西南、华中、华南、华北地区，超过了国土面积的40%，华中地区酸雨污染最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年均pH值低于4.0，酸雨出现频率高达80%以上，几乎是逢雨必酸。
记：前面提到的污染，主要是以传统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引起的，其实工业污染相对于以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等为主的农业“面源”污染来讲，还是小巫见大巫，农业面源污染面积更广阔、影响更深远。
蒋：正是这样。随着所谓科技的发展，化肥已经彻底取代了传统农家肥，种地过分依赖化肥，造成化肥用量居高不下。近几年，中国化肥年使用量超过了4000万吨，平均用量达29公斤/亩(美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15公斤/亩)，是国际化肥安全上限的1.93倍，但利用率仅为40%左右，其余60%都贡献给了土壤、地下水和大气。与过分依赖化肥相类似，过分依赖农药是现代农业的另一大弊病，目前农药平均施用量为0.9公斤/亩，其中高毒农药占70%，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农药的年使用量约为130万吨，但只有约1/3能被农作物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全国有超过一亿亩的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农药污染，并直接威胁到人体健康。
再说农膜，我最近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农村看到，农田几乎被清一色的白色塑料膜所覆盖，田间地头、渠沟路旁，甚至大街上、农户的院落里，都处都是废弃的农膜。在我看来，这是“白色恐怖”。目前，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40%。这些农膜在15厘米～20厘米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我实地考察过几十个国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大张旗鼓地推广、应用农膜，弄得全国山河一片“白”。
给耕地铺膜并增施大量的化肥、农药，以此来提高土地生产力，正如给土地吃“鸦片”，植物长快了，产量提高了，但土地就会对这些物质产生强烈的依赖，地越种越瘦，耕地元气大伤，现在农民普遍反应“地不上大量化肥就不长庄稼”就是这个道理。长期下去，耕作了几千年的耕地将毁在现代人大量使用的农膜、化肥、杀虫剂、除草剂上面。另外，由于农药与化肥使用过量，造成我国农产品品质下降，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甚至整个国家的政治形象。
靠技术治污是条死胡同
记：有问题就得想办法解决，面对日趋严重的耕地污染，科技界有何良策？
蒋：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但首先应该明确一点，耕地污染的治理看起来是个科技问题，但绝不仅仅是科技问题，因此，在探讨解决办法之前，非常有必要探讨耕地污染的宏观政经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1979年～2004年，GDP年均增长率为9.6%，近几年甚至超过了10%，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了”，生态环境代价几乎没有被考虑，导致“环境无价、资源低价、商品高价”，资源被大量消耗，环境污染加剧，自然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可以说，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经济”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重演，包括耕地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已经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控制不好，将严重拖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甚至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唐朝大诗人杜甫曾感慨“国破山河在”，而今我们要感叹“国在山河破”。据中国科学院最新消息，评估各国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2006年度，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芬兰位居第一，中国位居第133位，全球倒数第14位，这比2002年第一次发布ESI时，位置又向后移了4位。因此，在严酷的环境污染事实面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发展是硬道理”后的“软”道理了。
记：有人说，随着科技的发展，耕地污染问题迟早会解决，蒋先生的观点呢？
蒋：这是唯科学论，要不得，在解决耕地污染问题上，我们不要迷信所谓的高科技，以为科技能解决所有问题，污染本身不就是科技的产物吗？现在很多被证明是垃圾的科技在以前不也曾被捧上天吗？靠技术来治理污染，或用一种技术替代另一种技术，将可能产生更多、更隐蔽、更难以治理的污染，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十年前，农业部和科技部的官员就希望科学家们尽快拿出降解农膜的方案，筛选特殊的微生物来分解农膜。遗憾的是，虽不断有人传言研制出了可降解农膜，但令人兴奋的消息不多。这里，主管官员和科学家们都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农膜是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哪里有什么微生物愿意“吃”它们？为什么不研究替代措施或者制定政策，让老百姓停止使用农膜，从源头控制白色污染呢？几千年来，勤劳的祖先一直耕作在这片土地上，人与地相安无事，和谐共处，现代人引以为豪的化肥、农药、农膜施用才几十年，就让宝贵的耕地得了这样那样的怪病，这不让人深思吗？
记：按照您的观点，治理耕地污染远远超出了科技的范畴，既是科技，又不是科技。说它是，仅仅是个手段而已；说它不是，因为还需要有更宏观的视野，最重要的是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蒋：是的。从刚才我们探讨的问题可以看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何等重要，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已经喊了很多年，遗憾的是，效果有限，这必定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定要走在前头，不能指望全国各族人民都清醒了，老百姓都成了环保专家，政府再来推动——我们永远等不到那一天。好在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在关键是要有行动，加快落实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指导思想上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第二个转变从环境保护滞后经济发展转变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改被动、事后、补救、消极环保，为主动、事前、预防、积极环保。第三个转变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适应新形势，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记：说到这里自然想到绿色GDP，但千呼万唤的绿色GDP考核指标迟迟不能出台，这是不是也影响了耕地污染的防治？
蒋：当然。现在，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将绿色GDP纳入官员考核指标。虽然绿色GDP在技术上还有很多难点没有攻克，但是，绿色GDP正在逐步地走向成熟，不能等到绿色GDP完全成熟了才把它列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中国的许多问题是利益问题，官员的利益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是政绩，过去强调GDP，官员就将环境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如果国家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从考核官员的政绩入手，而且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
记：蒋先生，虽然说化肥、农药、农膜等污染了耕地，但毕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蒋：我们使用了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农膜等现代技术和材料，虽然产量提高上去了，但土地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失去了高生产力，这种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应当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耕地。但现实却与此相反，为了提高一点产量，鼓励农民从眼前的短期利益考虑，大量使用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比如农膜，其泛滥就是农业部和各级政府大力推广的结果。为什么有人热衷于推广？因为里面有利益，简单地说，现在是有项目就有利益。实际上，农膜增产后的利润“大饼”被农膜推广者、生产者、销售者瓜分了，他们的眼睛早就盯上了农业增收带来的那点可怜的利润，农民得到的只是少部分(国家减免农业税或粮食直补带来的效益很快就被农资涨价所抵消了)，而耕地污染苦果却让农民来承担。
其实，回归传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使种地与养地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现代科技千万不能排斥和无视传统。中国有句古话，叫“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对“六畜”我们重视得很不够。“六畜”中的马、牛、羊和一部分的猪是能够吃草的，这个草就是秸杆。理论上，秸杆含有的热量和营养与粮食不相上下，关键一环是通过牲畜转换，即生态学上的初级生产和次级生产的链接。但现在仅利用了光合产物的不足一半（即粮食），而光合产物的另一半(即秸杆)白白烧掉了，还污染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畜牧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不是在内蒙古、新疆、西藏这些生态脆弱的地区。如2002年内蒙古畜牧业产值为112亿元，但国家投入的退化草原治理费用近100亿，净效益只有区区十几个亿；而同年山东省畜牧业产值为701亿，国家基本上没有投入生态退化治理的费用。所以，农村不是没有产业经济，而是空间很大，核心问题是在光合产物转化上做文章，将动物生产加进去，增加单位农田的经济产出。
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离土地似乎越来越远，长期生活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水泥森林里，对土地的关爱也就越来越少。
蒋：你说的一点没错，我还想补充一点中国特色的东西，由于长期不重视“三农”，结果是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漠视导致了对耕地的漠视。我们可以看到，水污染、大气污染的治理已经提到了应有的高度，但治理耕地污染可没这么受“宠”，如同靠耕地生存的农民一样，很少有人提及它。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但它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涉及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变这个大问题。可以说，不重视“三农”就不可能重视耕地，不重视耕地自然也就不可能重视耕地污染，也就谈不上治理了。好在这方面正在转变，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
记：最后，请您介绍一下发达国家在防治耕地污染方面的一些成功做法。
蒋：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想以美国为例说两点。在美国，农药与化肥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美国采用农药花肥总量控制、限量使用，严格控制施用剂量；同时，发展综合性生物防治来代替农药防治，提倡多施有机肥，少用化肥，提高化肥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实施环境补偿政策。在美国，只做到“谁污染、谁治理”还不够，污染了还要付出“自愿”接受惩罚的代价，这就是实施环境补偿项目。具体是指企业违规或违法后，在法定要求的纠正违规行为之外政府要求“自愿”执行的对环境有益的项目，以解决其违规行为造成的后果。环境补偿项目构思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全国实施，并稳步发展，该项目实施后，促进了环境的改善，既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又起到了变“不义之财”为“积德行善”之举的双重作用，可谓“一箭双雕”。
千言万语，保护耕地我们需要行动，但多年来我们对耕地数量重视有加，而耕地质量保护一直处在“冷宫”。耕地，只有数量与质量并重，粮食才能够真正安全。所以，保护耕地，数量是硬道理，但其质量再也不能是“软”道理了。
（《中国国土资源报》记者张传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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