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0年代政府出资给公共研究机构受到批评以来，农业科学领域的独立研究资金再没有增加，而是越来越少。私人的金钱不再是少量补充，变成资金来源的主渠道了。
生物技术产业的利益网，借支持独立科研为自己扬名的行为，正在被揭示开、展示出天量的公司金钱对农业科学研究独立性的真实影响。某些事件最近在纽约时报上被曝光。从雇员的电邮中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对政策和公共舆论施加影响，如何通过科学家做的学术研究把自己洗白。做学术研究的科学家，并不是仅仅重申早已存在并付诸实施的观点和立场，他们把生物技术行业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地提升上去。
纽约时报文章提及的几位搞研究的科学家的电邮，涉及了多个事件，孟山都公司的人物如艾瑞克.萨齐斯（EricSachs)与科学家的对话中，包括了试图影响政策的战略化行动，以及科学家如何实现业界的愿望。
更深入地审视这些依据美国知情权、信息公开政策所显示的信息，我们看到一幅问题更多、更令人不安的农业科学领域被扰动、被影响的图景。
生物技术工业和农工商企业界的巨量金钱注入了公立大学，金钱腐蚀了独立的科学，已成为一股主导性力量。它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它腐化了科学，扭曲了公共话语，其延伸的后果，远远超过纽约时报所论及的事例。正如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的化石能源工业界，对环境和社会灾难迟迟不做回应那样，生物技术业界和农工商业界的所作所为，把我们为一个可持续的和公正的食品农业系统必须做的选择，向后推延下去。
另外许多搞学术的科学家支持生物技术产业的言论、对生物技术的批评者所做的攻击，也被记录在业界人士的电邮中。我们不能设想仅仅在电邮中被提及，或者与业界有过交流，就是受贿了；从这些电邮中还看不清那些科学家与业界有无合作，是否接受了钱财；但是那些科学家不遗余力地捍卫着生物技术，甚至攻击批评者的行为，却是记录在案的。
很多的金钱，已经影响了政策，我们没有道理不去设想，用在学者身上的金钱买不到影响力。没有几个人会幼稚到幻想政治程序是客观的，难道，科学研究（的程序）能客观吗？人们心中想象的科学学术的客观性，对你生物技术产业而言，是一种允许它们借此对公众施加影响的巨大的机遇，那可是走其他途径就做不到的事情。
利益之网
一当纽约时报的文章见报，被涉及的几位科学家就赶快回应说，他们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感到了骄傲。我没有理由质疑他们的真诚。这些科学家作为代言人很好地履行了职责，但是作为分子生物学家，他们在农业生物技术产业里有很深的利益纠缠。
这样说，还是没有触及核心。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与业界合作。业界有公关机器如Ketchum。若没有来自生物技术业界的钱财，这些科学家在媒体上的声音被放大、他们对公众和决策人的影响力提升，都是不可能的。
看一个小小的例证。布鲁斯.查西（BruceChassy)，伊利诺伊大学荣休教授，受邀去新德里参加一个生物技术会议并发言，他声称忍受不了飞经济舱的痛苦（他只能买经济舱），还说业界不资助的话他就要逃会。他在2011年8月29日发给孟山都公司艾瑞克.萨奇斯的电邮中说，建议由孟山都等公司也是其中会员的农业贸易公司“作物生命”（CropLife）为他买机票。孟山都公司的萨奇斯，则在下一封电邮中建议查西先生区参加美国医药协会（AMA）的会议，去转变美国医药协会支持给转基因帖标签的立场。
搞科研的科学家也很懂得他们被设想为独立学者所具有的利用价值。佛罗里达大学科学家凯文.福尔塔（KevinFolta），监管政策组负责人，在2013年4月17日致孟山都公司的克依斯.李汀(KeithReding)的电邮中说：“当你需要一张好看的与大公司没有关联的公关面孔时来找我，我对这事很托底，我也会站在他的立场上想问题。”
【译者注：福尔塔给本文写了长评论，值得一读】
纽约时报文中还提到，2012年1月17日陶氏化学公司的政府事务部主任约翰.雅齐塔，曾经致信提醒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研究杂草的科学家大卫.肖，别忘了公司给的好处，催促肖向美国农业部提交信息支持陶氏公司申报待批的转基因农作物，随信还附了三页纸的问题清单和观点。该转基因作物能同时抗草甘膦和2,4-D除草剂，是应对第一代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农作物导致杂草获得抗除草剂特性并四处泛滥而开发的，尽管被批评为无效战略，甚至会导致除草剂更大规模应用、更多抗除草剂杂草出现，陶氏化学公司仍然志在必得。
一封孟山都公司协调人约翰.索特莱斯的电邮2012年2月20日发出，致大卫.肖和爱荷华州立大学杂草专家麦克.欧文教授，谈及如何帮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回应公众质疑，为什么批准孟山都公司的抗麦草畏的转基因农作物，还有详细的观点和分析。麦草畏与2,4-D属于同一类除草剂。
密西西比州立大学2013年8月30日电邮，致孟山都公司，感谢公司对肖博士和另外4位教师所给予的无条件的资助。
我不厌其烦地描述了这件事，是因为除了与公司合作之外，肖博士和欧文教授二人都是一个所谓第二场“杂草峰会”的筹办人，会议于2012年春天召开、由声望很高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起。召开峰会的目的是研究草甘膦引起的抗性杂草失控危机，其根源就是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农作物的应用。
肖博士联系了“忧思科学家联盟”，我本人是参与其中的资深科学家。他询问有什么可以在那个会上用的信息。我们提出的首要建议之一，是邀请宾州州立大学的杂草科学家大卫.莫登森去发言。
莫登森的研究集中于控制杂草的生态学方式，他批评美国种植玉米大豆高度依赖转基因和除草剂。他是主张用生态农业替代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和除草剂最好的实践专家之一。我们的要求没有被接受。结果，那次峰会上，对抗除草剂农作物的批评，对以生态学为基础的替代转基因技术的支持都被弱化、被归为无效举措。
此后，美国农业部无条件地批准了那种新的转基因农作物，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监督计划再也不提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以外的任何替代措施了。因为好好地干生态农业这种替代方案，就是对那些开发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农作物公司的威胁，生态农业方案只需要非常低剂量的除草剂，更不需要昂贵的转基因种子。
我们不能证明业界和学者真正勾结了，但这是种范围宏大的排斥和威胁，与公司的影响力有关，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D.古里安-谢尔曼 DougGurian-Sherman 作者是“忧思科学家联盟”的资深科学家。他的专业是：植物学，农学，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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