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871）
一、乡村建设的愿力与使命
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规模很小但思想含量很高的研讨会。从昨晚开始，我一直在倾听张晓山老师、温铁军老师、李昌平老师的发言，从中获得很多教益，对很多乡村问题的理解又有了新的看法。昨天温铁军教授讲到，像昌平兄这样一些在实践层面执著前行、不断引领潮流的乡建倡导者，确实需要大智大勇，才能把这件事做好。另外，我觉得还需要一种特别的情怀，对农村、对农民有一种特别的担荷与奉献的情怀。今天这个工作坊或者说沟通营，气氛特别好，气场特别好，所以我一直处于兴奋当中。结果因为昨天晚上太兴奋，老是在想昌平提出的内置金融问题，结果翻来覆去睡不着，很多种不同的观点一直在脑子里打架。
从事乡建这件工作，真的需要很大的愿力和格局才能做好。在3、40年代那个时期，晏阳初、梁漱溟他们领导乡建运动，梁漱溟先生就讲到，我们今天要发一个大愿力，才能有所成就。这个“愿力”是佛学里的词汇，我觉得在这里用得很确切，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有大愿力，才能把这个艰巨的使命完成好。梁先生当时写了一个对联，“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移山填海之力说得好像比较夸张，但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就像昨天蒋中一先生讲到的，在农村即使做一点小事，有一点小的突破，有一点小的改变，都需要移山填海之力，不是那么简单的。
二、宏观形势判断和乡建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昨天因为温老师匆忙离开，讲了几句话我很有感触。他对整体乡建形势的判断和国家宏观形势的判断，我感觉还是偏于悲观的，当然温老师自有他的道理和逻辑，很大一部分也是我感同身受的。然而我的判断是，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确实处于低谷时期，但是整个经济走势已经开始出现向好的迹象，很多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正在得到逐步的探索和解决，当然这个探索和解决的过程是相当艰苦的，相当漫长的，有时又是相当痛苦的一个过程。
我同时认为，可能今天这个时间是我们做乡建工作一个黄金时代，乡村建设所面对的整个宏观环境都是非常有利的，很多体制的变革和要素的整合都在支持乡建事业的发展，可以说，今天是从事中国乡村建设的最好时间，是一个黄金时代。这个大判断，我相信在座的从事乡建的同志和朋友，应该非常认同。15年前，甚至10年前，乡建同仁面临的环境远不如今天好，今天做乡建的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大环境，包括整个社会的认同，经济发展的阶段、社会整体的氛围、知识阶层和精英分子的参与感等等，这些要素都对我们有利，都比10年前要好得多，所以我们的信心也要大得多。中国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整个国民财富的增长使得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关心农村、回报农村；整个体制也开始更有弹性，很多是禁区的领域开始松动，变革的空间更大，我们乡建事业发挥的空间和弹性很更大；在知识精英中间，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中间，关注农村、热爱农村和回流农村的人正在大量增加，他们很有激情和动力，充满奉献的精神，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看到今天像晓芹、明善兄这些熟悉基层农村的干部、像在座的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建筑学的朋友，还有孟斯这样一些很有干劲的年轻人，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感觉到十几年前尚没有这个气氛。
所以从总体而言，我感觉现在实际上是做乡建工作的黄金时代，在大判断上，我反而比较乐观，越是在这样的经济下行、体制变革错综复杂的时候，其实给予乡建的创造性空间反而更大，我们的前景也更光明。昨天我刚刚阅读了昌平兄的一篇博文，他讲到今天的农村实际上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最好时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我们探索、争鸣的空间反而更大。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而且信心要特别大才行。
同时，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社会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社会的撕裂感比较明显的一个阶段。刚才张晓山教授讲到了族群的分裂，目前，我国地区之间的二元结构，人群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族群之间的差距等，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边缘上。中国在七八年之前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16左右，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但是现在成为一个社会不平衡感很强的国家，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0.5至0.6左右，对此学术界的判断是一致的。所以，乡建同仁们的工作为什么特别重要？是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城乡差距和社会撕裂已经空前得严重，我们要力挽狂澜，整个国家都要为此进行深刻的变革。我们今天做的乡建工作，有利于弥合社会的鸿沟，让这个撕裂的社会重新愈合伤口，变成一个均衡的国家，变成一个幸福感更强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获得感更强的国家，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了“获得感”这个词汇。
三、村社内置金融的内涵
接下来，我想回到昨天晚上讲到的村社内置金融这个话题。村社内置金融这个内涵到底怎么来界定，这是一个涉及到乡建院这么多年以来工作思路的非常核心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应昌平提出的这个概念。村社内置金融，实际上就是基于村庄和合作社的一种内生的、带有合作性质的农村信用体系与乡村治理体系。村社内置金融不仅要理解为一个金融体系，更要把它理解为一个乡村治理体系。昨天我们一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叫金融？我倒觉得金融的功能是工具性的，因为达到一个金融目标可能有多种多样的金融手段，其中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甚至民间金融，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服务不同的人群，发挥不同的作用，当然其方式也千差万别。但是今天乡建院所倡导的村社内置金融，我认为志不在做金融，不是仅仅做一个银行而已，志在干什么呢？志在重构中国的乡村治理。我们如果把这个平台放到这个高度上，则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知识界的认同层面，学术界的认同层面，都没有一个人会不认同。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金融上，村社内置金融的核心和精髓是乡村重建，内置金融的精髓与生命之源来自于对乡村治理的重塑与改造，使原来溃败的乡村重新变得有活力、有组织化。
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之后，由于集体经济的解体，导致乡村治理逐渐衰败以至于崩溃，这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性，现在通过村庄内置金融体系，要让乡村治理重新焕发生机。还有一个深刻的作用，就是使得乡村伦理逐渐复归。80年代以来，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以来，乡村伦理的衰败，乡村的礼崩乐坏，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近一些年很多文章铺天盖地，都在讲这个问题。为什么礼崩乐坏？主要是原来乡村伦理所附着的这样一个集体农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农村逐步成为一个原子化的乡村，乡村治理失效，乡村伦理就逐渐衰败。内置金融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乡村伦理的回归。你看梁漱溟先生他讲中国乡建理论，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伦理的复归，恢复中国乡村的伦理生活。中国传统的乡村为什么有生命力，持续几千年都有这种生命力，其中的诀窍和秘密就是乡村伦理的稳定性，伦理的生命力很强大，传统乡村通过各种手段，来造就以一种伦理的生活，可是我们现在这个乡村，伦理生活几乎是丧失掉了。所以我想，村社内置金融，实际上是乡村伦理复活和回归的一个重要载体。通过乡贤文化的重塑，通过孝道文化的重塑，就把伦理重新恢复起来了，这个方面，在基层工作的同仁们一定会有深刻感触。通过村社内置金融，乡村重新变得温暖，重新变得有凝聚力。
我们也要看到村社内置金融所具有的政治学意义。村社内置金融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功能，村社内置金融所衍生出来的一套内部协商机制、民主管理机制、乡村治理机制，会重塑中国的村民自治体系，重塑中国的乡村政治，使得乡村由原来的一元化的政治体系，转向多元共治的结果。
最近我一直在讲乡村治理的“多元共治”的概念，中国必将由原来一元化的乡村治理转向协商民主时代。因此我觉得村社内置金融所营造的这样一个民主的机制，就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比投票民主更优越。这个话题今天就不展开了，美国最近的投票选举表明，投票民主有时是很荒谬的。我也考察过四川成都周围几个县的村民议事会。村民议事会这样一些基层的创新正好证明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性，也证明了村社内置金融有可能具有这样的民主功能，我想这是对于村社内置金融最深层次内涵的理解。
四、村社内置金融的三大功能
村社内置金融有什么功能呢？我想主要有三个功能：
第一是要素整合功能。通过村社内置金融，把政府、商业机构、农民、非政府组织、乡建知识精英这些要素都整合起来了，使各种要素在这里集聚，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构建乡村的共同体。
第二是要素回流功能。最近二、三十年城乡差距拉大，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主要在于要素的单向流动，其中人力资本由农村单向地流到城市，金融资本也单向地从农村流到城市，两个单向流动掏空了农村，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当然这种流动在一定历史阶段也有积极效应，就是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但是将来怎么办呢？如何遏制这种单向的流动呢？就是要通过村社内置金融这种机制，诱使要素实现双向流动。比如说像一些城市的人力资本，城市的金融资本，有可能通过这个机制回流到乡村。所以我们在村社内置金融当中要设计一个机制，要鼓励城市的这些要素，包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通过这个机制和平台，重新回流到乡村。在乡建院的村社内置金融体制中，已经看到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机制设置，可以进一步把它规范化和系统化，让两大资本重新回流乡村。
第三是要素“活化”功能。昨天晚上我在昌平院长的报告中听到这个词，觉得非常好，村社内置金融就是把农村这些原来不能流动的死的要素“活化”。刚才张晓山教授也讲到农村集体资产的问题，现在农村集体资产虚化、固化、异化，我觉得将来是要“活化”，要强化，让集体资产，让农村土地，让农村宅基地等等要素充分流动起来。
我认为将来中国农村的前景是很明朗的，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就是中国一定要从分散的小农的经济走向一个组织化的大农经济。当然这个过程，应该是顺其自然的、符合历史规律的、非意识形态化的、不是政府强制的一个过程。应该是由民间发起、内生出来的这么一种力量，让这种变化具有建设性和持久性。尽管集体化的方向跟五六十年代一致，但是方法完全不同，不能是政治的强制的，而是自然的，这种新型的集体化，我认为将来是一个趋势。
我们六十年走过的道路，无外乎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五六十年代我们是肯定集体化。可是到了1978年之后，集体化这三个字被妖魔化了，我们开始否定它，忘记了“双层经营”，忘记了小平说的“两个飞跃”，片面地强调小农的独立性。到了现在，我们要“否定之否定”，就是要让农村经营体制有一种新的超越，所谓“否定之否定”，就是尽管集体化和规模化的总体趋势一致，可是手段已经与人民公社时期迥然不同了。乡建的目标，村社内置金融的目标，也在于此，就是重塑组织化的乡村。
五、万物并育，和而不同：乡建事业应有的心态
最后，我想讲一点方法论和心态的问题。乡建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真是要从心态上，从话语体系上，从跟外界的互动上，注意策略，注意姿态，注意方法。昨天温铁军教授离开之前非常含蓄、但是又非常深刻地谈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加以注意。我们做乡建工作的这些同志，在话语体系方面，在跟社会的互动方面，尤其在跟知识界的互动上，在利用互联网发声方面，要尽量稳健，要尽量发我们的“正见”。什么叫发我们的“正见”呢？我觉得就是要树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重建构而非解构，重树立而非批判。你解构一百个人的思想，都不如建构一个自己的思想。要重树立，重创造，而非批判，我们不必忙于批判别人，因为那个太浪费时间了。我特别期待，在座的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乡建专家们，共同把乡建的新理论贡献出来，从金融、乡村治理、合作组织、土地制度、社会结构等各个角度，把新理论它构建出来，这样就可以回应七、八十年前梁先生他们搞的乡建理论。我们现在能不能写出来《中国乡村建设新论》这种东西呢？恐怕不容易。因为我们忙着去创造、探索、挑战，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构建这个新的体系。
现在很多同仁在做乡建，他们的角度不同，方法不同，理念不同，但是发心和宗旨都是一样的，就是复兴乡村，实现农村的重建。大家的话语体系不太一样，各自都在努力探索，彼此之间要和而不同，不要急于互相否定。古人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世间万物都在生长，互相不妨害，并行不悖。这个理念很重要，就是和而不同，彼此欣赏，彼此借鉴，彼此汲取，彼此扶持，彼此碰撞，彼此合力。中国农村太多元，农村问题极其复杂，任何人的理论和方法都基于自己在局部上的经验和观察，不可定于一尊，要有和而不同的心态，才能把乡建这件事办好。
[1]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12月10日在中国乡建院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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