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10号到18号，前后9天，中央四次提及“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成为中国经济领域最火热的词汇。可以预见，中国经济改革将迎来一次不小的变化。
中央如此密集提到的“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如此重视？加强“供给侧改革”，咱老百姓会获得哪些益处？
中央9天4提，这么火的词儿到底是啥意思？
大家都比较熟悉，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而与之对应的是“供给侧”，也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比如说，中国人对手机的需求量很大，iPhone手机甚是走俏，本土品牌却难有高端货。中国有很多生产电饭煲、马桶的企业，但中国人却不吝重金、不嫌麻烦从日本往回背这些商品。
这背后折射出中国长期对“供给侧”的疏忽，造就了今日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尴尬。哪些领域、哪些产业、哪些产品在“供给侧”需要加大投入和生产，正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
如果将能够短期显效的需求侧改革比作“西药”，更重长远的供给侧改革则好比“中药”。“西医”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中医疗法如文火慢煮，综合施治，需要把握火候，引出的味道也更浓。
“十二五”期间，针对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点在需求侧发力，政府采用了“西医”治疗，对于当时经济稳增长确实发挥了效果。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亟需供给体系跟进调整，这时候就轮到“供给侧改革”这一剂中医良药发挥功效。
面对经济持续下滑，我国没有再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而是简政放权，连续下放行政审批权，探索设立自由贸易区，激发市场内在活力。可见，未来我国推进新一轮经济改革，要防止对“西医”过度依赖，采用“中医为主、西医配合”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综合疗法。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强调“供给侧改革”？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很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GDP增速”那点事儿上，增速稍一下滑就叫嚣“中国经济不行了”。
其实，中国经济表面上看是速度问题，但根子上看，却是结构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惯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
加强“供给侧改革”，表明中央决策坚持问题导向，从生产供给端入手，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目前，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需求出现了新升级，只有产业结构跟上来，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同时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加快出清，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
“供给侧改革”只是宏观经济的事儿？
“供给侧改革”不仅是对眼下中国宏观经济的一剂对症良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意味着未来更多的实惠和便利。
买优质产品不必再“海淘”，国内就能提供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某大型外资超市在天猫卖出了224万升进口牛奶，接近中国人每天液体奶需求量的一成，成为当天最受国人欢迎的跨境商品。同时，日本纸尿裤、韩国化妆品、澳大利亚婴儿奶粉都是最畅销的“海淘”商品。
老百姓更多选择外国产品实属无奈，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国内一些同类产品的质量无法满足需求。这说明，我们供给端提供的商品出了问题——只有数量，没有质量。
未来，通过供给端不断的改革、完善，国内也能提供质量好、价格便宜的产品，咱老百姓也就没有必要跑到国外万里迢迢，大包小包的往回背“洋货”了。
买房难、入学难、看病难等问题有望得到缓解
房地产、医疗、教育等与广大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领域，普遍存在的“供给抑制”是造成当前买房难、入学难、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如果敢于打破上述行业中广泛存在的各种垄断和既得利益阻碍，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那么高效率供给的增加无疑将有助于满足民众日益增加的对各种社会服务的需求，让老百姓以合理的成本公平享受到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公民权利。
以房地产为例，过去以限购限售等方式控制需求，导致买房难、卖房难，而房价地价却在暴涨。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制约了需求的升级换代。未来从供给侧着手，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才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居民住房难问题。
解读：改什么，怎么改?
为何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应该改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里？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记者：什么是“结构性改革”？怎样理解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李佐军：结构性改革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深化改革本身涉及很多领域，需要明确改革思路，对“先改什么、后改什么”做出结构性安排，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又并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多个矛盾交织叠加形成的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结构性改革。
目前，多数人理解的结构性改革是指后者。简而言之，结构性改革是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众所周知，经济发展常常有周期性波动。过去多年来，我们主要依靠财税和货币政策的调整来拉动“三驾马车”，实现经济的稳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多的是多年累积下来的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类结构性问题，不能只按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政策来应对，而要对症下药，采取结构性改革对策。
记者：为什么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结构性矛盾？
李佐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我们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
但是，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什么抚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针对结构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宏观政策去应对，而要采取结构性改革去化解。
记者：目前，结构性改革需要从哪些方面去着手推进？
李佐军：中国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去有针对性地解决。
一是产业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为此，需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动力；需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行业等。
二是区域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区域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权”政策，有些地方发展严重滞后。为此，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解决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使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
三是要素投入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导致中低端产业偏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等问题。为此，必须要加快科技体制、教育人才体制等改革，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更多地实现创新驱动。
四是排放结构问题。目前，我国排放结构中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这种不合理的排放结构导致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比较大。为此，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特别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特别是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对应着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转型、创新，来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六是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居民贫富差距都比较大，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行业和少数人中。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财税制度改革等，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缩小贫富差距。
记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佐军：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中央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长期以来，我们主要采取需求管理政策，拉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来推进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一些经济增长效果，但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对这些前期政策进行消化。在“三驾马车”拉动力日渐式微的新形势下，从供给侧入手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就成为不二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要把宏观调控从需求侧全面转向供给侧，而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做好供求平衡。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缺一不可，而且要对称平衡才能维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过去，我们过多强调了需求侧管理，忽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今后我们要适当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二者之间的平衡与协调，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
李佐军：总的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改革增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高效投入；二是通过改革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三是通过改革培育企业、创业者、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主体；四是通过改革（如减税、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等）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五是通过改革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本质上讲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过去，我们过多地从需求侧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有形之手”伸得过长、干预过多。今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把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制定好，给企业和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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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点评：
最近，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加强供给侧改革”，这是对改革精神的回归和深化改革的必然。由于计划经济是典型的“短缺经济”，中国改革从一开始的着力点就是要扩大供给。改革使得个人可以多劳多得、发家致富，企业可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开放则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理念，亿万中国人的供给潜力得以释放，才有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府对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干预明显增多，在宏观层面则过度的刺激总需求来实现增长。结果政府干预多的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且无法化解，而政府管制多的行业却有效供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刺激总需求收效甚微。唯一的出路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新激发国人创业、就业、创新的热情，再塑中国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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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一个重大信号：中国将实行“新计划经济”
相关链接：农业部关于实施推进农民创业创新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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